上海博物馆藏的这件明代黄花梨六柱式架子床长226厘米，宽162厘米，高234厘米。也曾是王世襄先生的旧藏，后由香港庄氏收藏。
王世襄先生《自珍集》：“1992年香港庄贵仑先生为纪念其先人，拟购买拙藏明清家具，捐赠上海博物馆，成立专门陈列室。予欣然同意，并有诺言：‘只要先生自己一件不留，全部捐给上博，那么我用了四十年搜集到一起的并已编入《珍赏》的家具七十九件也一件不留，全部奉上。同时我还不计所值，给多少是多少，决无二议。’就这样明清家具七十九件，于1993年2月全部入藏上海博物馆。” 这一在收藏圈里被传为美谈的事件，深刻地影响了明清家具收藏与研究。
床的出现也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商代甲骨文中的"疾"字作一人躺在有短脚的床上，这不仅可以表明了床在那时已经出现，而且使人思考床的除了睡眠以外的功能问题。有学者认为这可能说明了床还不是很普遍使用，有病的才能躺在床上，床是与关于死亡的观念有关的一种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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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出土的一张漆木床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床的实物之一。它有2.18米长，1.99米宽，可算是极宽敞的大床；床架有六足，高度只有19厘米；床四周有棂格形栏杆，床体施黑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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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长台关战国墓出土的床（线描图）
在汉魏时代，床不仅是睡眠的卧具，而且最适于坐的。《释名》曰："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人们可以在床上进行的各种活动：办公、会客、饮宴、写作、画画、作曲、读书甚至逃避世界等等。这点在中国人看来并不很奇怪，因为在古代的"床"就有包含卧具与坐具两重意思。
东汉末年，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胡床其实是一种便于携带的坐具，它最早出现在西亚和北非的古代文明中。在历史上，这种胡床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改变了中国人的坐姿：它使中国人开始习惯下垂双腿、双足着地的坐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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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在漫长的中国人的生活历程中演变着，魏晋时期，高坐的生活方式在慢慢形成。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中有二人坐在床架上对语，其中一人就取垂足而坐之势。
唐代出现桌椅后，人们生活饮食等都是坐椅就桌，不再在床上活动。床由一种多功能的家具，逐渐演变为纯粹的卧具。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在罗汉床旁还绘有寝室的卧床。至唐时，榻无围，卧床带围子，此时，榻与床的制式区别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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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的床与榻大体还保留着唐、五代时的遗风，变化不大。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同处一个时代，然而辽、金的家具生产却比中原地区有所发展。辽、金元时期发展的三面或四面围栏床榻，发展到明代更为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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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市出土了金代阎德源墓，墓中出土了床榻模型
明清两代专门的卧具有两种，架子床和拔步床。只供睡眠之用，不能用来待客。这种兼具私密性、舒适性和安全性的卧具，可以说提高了中国人的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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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美人图之围炉观雪》
上海博物馆的这张六柱式架子床由床体设有六根柱子而得名，这张床从构图到饰纹，无不散发着儒雅与灵秀的气息，用料为正规的黄花梨木。明代的架子床实用性和艺术性极佳，以致数百年为人们所沿用。
这张制作于明代晚期的架子床由床罩和床身组成，床的正面上方挂檐镶三块透雕板片，雕有双凤朝阳和双龙戏珠，下面的围子正面透雕麒麟，有“送子”之意。床身下方牙条上，浮雕卷草纹和螭纹。螭为古代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龙，有驱鬼辟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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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的两侧后面挂檐和床围子用四簇云纹的装饰，为典型的“攒接”与“斗簇”手法。把纵横斜直的短材拼合成所需纹样，再用栽榫将纹样斗拢成四簇云纹的图案，疏朗有致，展花团锦簇之妙。床围子既有围护功能，又有装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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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朝大生活家的李渔将床放到尤为重要的位置，他在《闲情偶寄》中写道：“人生百年，所历之时，日居其半，夜居其半。日间所处之地，或堂或庑，或舟或车，总无一定之在，而夜间所处，则止有一床。是床也者，乃我半生相处之物，较之结发糟糠，又分先后者也。人只待物，其最厚者当莫过此。”
图片来源/上海博物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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